对宏观上或微观上例外状态的法律理性预期，才能真正彰显法律调整和法律预期的魅力，也能真正突出法律用以校正日常生活冲突，恢复法律秩序的作用。
[ii] R.David (同上注[1]),S.13;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74. [iii] K.Zweigert/H.Kötz (同上注[1]),S.62. [iv] 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464. [v] L.-J.Constantinesco,Les éléments déterminants en tant que critères fondant la science du droit comparé,Mélanges Vallindas,1976,S.240 f.根据该著作中的定义,微观比较是指对不同法律秩序中的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进行并列比较;宏观比较研究不同法律秩序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定的形式。[lxxvi]后来一些国家效仿了美国模式，如1949年以来德国的宪法秩序，这些国家明确承认基本权利的直接拘束力并使其成为判断国家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标准。
[ccvii]最后，英国近年来显现出的宪法的法典化和法律化趋势，也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由此获得的结果构成了既包括私法也包括公法的比较法的基础。对此，应当对不同的问题层面进行恰当区分。[cxxxv]革命者当时希望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建立其所追求的、自由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cxxxi]在实践中，议会主权原则无疑会受上述提到的惯例的削弱。
[lix]流传下来的、在仍旧普遍阶层化的社会中有效的规则，既不适用于行使这一最高权力所采取的措施，也不适用于实践中君主借以行使其统治权的行政机构的活动。3. 法律内容上的视角 比较私法是对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而私法原则和制度的目的在于，根据各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正义观(Gerechtigkeitsauffassungen),保障在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之间达到一种适度平衡。总之，十多年来，刑法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刑法教义学成为厘清学术与政治、推动学术中立化的重要体现。
［美］李怀印，2013，《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然而，人民这个概念背后的公共利益正在被日益崛起的公民伦理所解构：刑法所应该维护的仅仅是个人法益，在不涉及国家的关系中，只要个人的行为不侵害他人，就应该是无罪的，这在聚众淫乱去刑化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主张聚众淫乱行为去罪化的学者也并不是认为社会风化不重要，而是基于个人权利至上的考虑，担心国家手中的权力会损害公民的自由。及至80年代初，自由主义传统进一步在新启蒙的旗号下复苏，以否定激进主义史学为其使命。（杨兴培，2010）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从文革到现代政治的必然选择，被认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相契合，通过将中西之别解读为古今之别，刑法学中的理论变迁具有了正当性。
曲新久，2010，《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刑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同时，改革开放后法学的知识转型与重构，不仅关乎中国法治的未来，也关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治理手段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讨论也具有历史意义。
赵秉志、王志祥，2009）但这些观点都是消极防御的，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论证我们被迫接受的现实，并没有指出苏俄刑法学在道义上的正当性。赵秉志、王志祥，2009，《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载《刑法论丛》第3期。（黄宗智，2003）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伪法统后，全盘吸收苏联法学，以此建立革命法制，并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法传统。从启蒙时代开始，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公权力就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进而成为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邵六益，2017a，《党国体制与政法传统的兴起》，武汉：第六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追求结果公平的政府势必会超越最小政府的限度，过度的政府权力会导致腐败，最终沦为暴虐的来源。学界之所以对西方式的民主法治理念有如此的热情，归根结底还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政治运动心有余悸，文革不仅使得革命话语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也使苏俄化被污名化。但是对于类推应当是很谨慎的，并且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列宁，2001）但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解国家和法律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作为终极使命的判断没有改变，革命就是实现这种质变的关键，在过渡阶段，法律的革命主题从未消解。在一步步清理了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后，新的刑法教义学将犯罪本质归结到法益侵害上来。
（付立庆，2016）中国对二战的理解主要是在国际维度而非国内维度，所以并未发展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动因。公丕祥（主编），1999，《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公丕祥［主编］，1999：38-39） 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张力构成知识谱系的基本框架，既是理解法治图景的重要维度，也是观察过去、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关键。同时，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刑事政策逐渐被教义学驯化，这也使刑法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另一扇窗户，由此造就了刑法封闭性的理想图景，进而自信地提出去政治化的诉求。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共同纲领》第七条）通过人为的方式塑造一种对立，不断更新革命的动力系统，以便更好地调动大多数人的支持，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陈兴良提出刑法去苏俄化命题后，我们一般就会将去苏俄化限定在德日刑法学与传统苏俄式刑法学的对垒上，更多关注近些年来两派法学学者的争论。（贝卡利亚，2005）换句话说，罪刑法定是符合近代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律的要求。
刑法的斗争逻辑反过来影响到整个法学研究思维，将所有法律看作惩罚性规则。主张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者认为，四要件学说不仅会导致社会危害性的一枝独秀，也无法回应某些特殊情形中的逻辑悖论，如按照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条件，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无罪和紧急避险的人无罪没有区别，而阶层论能够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陈兴良，2013a，《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载《中外法学》第5期。（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甚至受国际化影响的俄罗斯人也曾简单地相信民主、市场经济的许诺，认为伴随民主的形式要素与市场经济法律支柱的引入，转型过程将会以一种‘令人满意的的方式终结。
对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两种法学传统进行代际综合的尝试，是完成中国法学知识重构的关键，也是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刑法学界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陈兴良，2012a，2012b），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
也就是说，刑事政策不能肆意地扩大其打击范围，而是要同时考虑到对社会和公民权利的尊重。只是因为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法定罪行不宜定得过细、过死，所以采取必要的类推。民国时期民事法律改革中继承与变革并举，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的糅合是其核心命题，这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妇女权等多个方面可以得到证实。罪刑法定的经典表述是从消极方面去罪，也就是条文后半段的表述，但这条规定比较特殊，留有积极入罪的表述。
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罪刑法定，主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历史密切相关。②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法律革命及其知识转型受到的重视程度迥异，前两次法律革命及其影响已成共识，但学界对改革开放后法治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而是将其视为政治、经济改革后法学界自然而然发生的。
刘颖，2011，《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北京：法律出版社。⑦刑法学者围绕苏联刑法还是德日刑法的争论可谓剑拔弩张、火药味浓厚，双方的争论被类似政治运动的语言渲染，德日派在这场论战中争取到很多来自传统派的倒戈盟友，从而使四要件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街老鼠，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3以上关于三阶层理论的基本知识，可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精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而三阶层则更符合形式理性的要求，可以保障人权，符合普适标准。
在我们所讨论的重实质主义的苏俄化刑法中，类推制度和刑事政策维持了刑事法网的完备和必要的弹性：第一，1979年《刑法》规定了类推制度，可以在刑法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比照最相类似条款定罪量刑。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话，1997年《刑法》第三条不仅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出罪，还规定了入罪的情形：既不能在法律规定是犯罪时去罪，也不能在法律没有规定时入罪，两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邵六益，2016，《政法与法政：司法话语的变迁（1998—2008）》，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西方最为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命运在经历短暂的波折后重新成为主流，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认可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点，从新右派保守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现在似乎都成了自由主义者，（李强，1998：25）它们的细微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形式不同而已。
11陈兴良在1996年发表五万多字的长文，认为类推制度在中国即将消失，新刑法会迎来一个罪刑法定的新时代。（杨立新，2016）但是，刑法的去苏俄化进程却不似民商事领域这么顺利，刑法领域的去苏俄化非常困难，过程比较漫长。
（陈兴良、周光权、付立庆、车浩，2017）在四要件框架下，尽管很多时候行为并未实施，或者实施过程中完全转变了性质，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被定罪。黄宗智，2003，《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
［苏］C·C·阿列克谢耶夫，1991，《法的一般理论》下册，黄良平、丁文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刘颖，2011）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中，刑法处理的是敌我矛盾——罪犯就是人民的敌人，刑罚这种调整手段能够更好地契合阶级斗争的需要：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践行革命的使命，1979年《刑法》分则第一章就规定了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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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荀子和法家从人的自然属性论证法律的起源，比古希腊的自然法学派关于法源于自然事物，和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一点。
在元宇宙中，人们享受的自由越多，其所受到限制也越多，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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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虚拟人人格权可以被修改。
总括而言，以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核心的数字科技伦理规范可被归结为八大原则：第一，以人为本，即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永远把人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